大决战中蒋介石为何花巨款来贿选美国总统?押错宝的代价很惨痛

时间: 2022-06-22 02:19    来源: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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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都是1947年诞生的。这两项计划都需要巨额拨款,而拨款权在国会。1946年秋的中期选举结果使14年来第一次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1948年又是总统大选年。在这段时期内号称“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开始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从意识形态上讲,此时国会以及政界的气氛更加浓厚。与前一年相比,来自右边的批评政府反苏不力的意见已大大超过反对“冷战”政策的意见。1947年之后美国国内政治日益向右转,反对的声音就更加微弱。

  但是,在援助欧洲方面,共和党中一部分人有“孤立主义”传统,加以美国本身经济有困难,要国会通过巨额拨款很不容易,于是杜鲁门采纳了共和党主要人物、参院外委会主席范登堡的建议,采取迎合,并进而煽动狂热的策略,发表危言耸听的讲话,大谈“”在全球扩张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故意“把全国吓得要死”。在范登堡的协助之下,杜鲁门再次取得两党多数的支持,通过了“欧洲复兴计划”和给希腊和土耳其军事援助的拨款。

  “杜鲁门主义”对也起了打气的作用。因为蒋介石深知,美国支持他打内战的程度与美苏妥协的余地成反比。如果说,在此以前,美国的态度还使有所顾虑的话,现在,杜鲁门公然表明美国将以反对一切领导的革命为己任,蒋介石集团就更加放心,相信“杜鲁门主义”迟早会用于中国。

  同时,蒋集团还看到美国国会内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他们与国会内一部分势力互相呼应、配合,在“杜鲁门主义”也应用于中国这一主题上大做文章。自1947年以来,政府就加紧进行一轮又一轮多渠道的争取增加美援的攻势。蒋介石向亲蒋议员周以德抱怨美国时,甚至抬出种族歧视问题来,问美国不以希腊、土耳其同等对待中国,是否因为更关心白种人,不关心黄种人。

  在这一背景下,再加上美国于1947年5月下旬正式宣布取消武器禁运之后,蒋介石在国内又进一步公开进行内战“总动员”;7月4日,“国府委员会”通过“全国总动员令”进行“戡乱”;9日,宣布撤销“政协”名义及“政协秘书处。尽管这些事早已见诸行动,再宣布一下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说明蒋介石感到美国不会再因为援蒋打内战公开化而感到窘迫,他不需要再保留这本来是为了敷衍美国人而没有最后捅破的一层纸。

  美国政府的确是在这一浪潮中下决心进一步援蒋的。大约到1947年中,美国政府中的多数分析家已经认为,把中共与苏联区别开来,至少在近期不大可能,认定中共如果取得胜利,或在某种形式下取得在政府中的统治地位,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局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引起美方很大注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共最明白的忠于苏联理论的声明”。他们认为,尽管没有迹象证明苏联给中共以物质支持,但是此时苏联不需要这样做,“世界上最大的军队正在为它的目标服务”,它尽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欧洲,将来中共胜利后,苏联可以坐享其成。

  但是另一方面,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这是大势。美国力量有限,苏联毕竟还没有公开支援中共。美国不愿与苏联在中国对抗,也是既定方针。马歇尔一再提醒“中国掌权的反动集团”最希望不过的事,就是把我们卷入同苏联政府的麻烦之中。而且,马歇尔及其部下深知,是无底洞,与希腊相比,希腊是“茶杯”,中国是“海洋。所以,美国在援蒋升级的同时,总是提一定的条件,划一定的界限。

  对杜鲁门政府说来,为推行“杜鲁门主义”在全国所煽起的恐共狂潮,成为一把双刃的刀:国会中一批亲蒋分子据此压政府以援希腊同样方式援蒋,并以此为支持援欧拨款的条件;而美国政府实际上又无法兼顾。

  这就是当时美国在对华决策中面临的矛盾和压力,这使它一次又一次冲破自己所设置的原来就是虚妄的界限,日益丧失主动,终于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

  中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以1948年9月解放军攻克济南和开始攻打锦州为标志。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对中国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大致也在这个时候。

  若干年后,艾奇逊向国会概述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时称:“()政府在军事上线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叛变和崩溃发生在1948年9月济南失守之时,当时政府军队不作任何努力,带着一切物资装备投降了另一方。”

  “此事对政府的影响肯定是严重的”,“公众对政府生存能力的信心现在一定降到了新的低点,并且肯定将立即严重影响经济领域。”

  9月30日美国国务院专电驻华使馆,要它对于济南的国共军事力量在这样一种对比之下,能够取得速胜的原因作出分析。司徒雷登复电称:主要是由于政府军士气太差,毫无斗志;而方面士气高涨,进攻勇猛、激烈,完全是按预订计划打的。

  以济南解放为序幕,解放战争以震惊中外的迅猛之势向前推进。11月6日(沈阳解放后几天),美驻华使馆召集驻华军事代表团和武官讨论中国内战的军事形势,与会者一致的意见是:除非美国军队亲自参加作战,否则,“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都不能挽救目前更趋恶化的形势”。

  自1927年以来,美国一直把蒋介石看作能实现美国在华目标,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唯一“铁腕人物”而予以支持。战后,在蒋集团的腐败不得人心已十分明显时,美国仍寄希望于某种“改革”,以内“自由派”(指胡适等知识分子及“政学系”人物)取代或抵消“反动派”(指陈立夫、陈果夫集团及一些老式军人),而把蒋介石看作超然于各派势力之上的领袖。

  美国原指望实现这样一种在蒋领导下的,略为“开明”的政府,听从美方的建议,采取一些争取人心,恢复经济的措施,就可以进一步放手援蒋,把的势力消灭掉,或缩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但是事与愿违,到1948年底或更早一些时候,蒋对于美国在华利益来说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连对蒋幻想较多的司徒雷登也认为他已完全失去本国人民的支持,并说:“蒋已成为最好的资本”,美国驻华其他外交官更明白地说:“蒋兄必须走开。”美国国会内部也有议员提出要蒋下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确实有换马的意图。同时,既然打算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就不能满足蒋不断提出的增援要求,在政治上,也力图保持今后行动的灵活余地,避免再作承诺。

  蒋介石对美国的这种意图是明白的。因此,拖住美国,不让其“脱身”,同时巩固自己的权力,谨防美国换人,就成为他这一时期考虑的中心。另一方面,美国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之前,还需要支持蒋介石,美国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反对“脱身”的势力可为蒋所利用。于是,在美蒋之间形成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这时,政权内部分崩离析,派系之间明争暗斗十分激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像濒临淹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抓住美国不放,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争相投美国之所好,以冀得到信任和援助。美国则一直与这些派系保持着广泛、深人的联系,物色合适的人物取代蒋介石,但是没有成功。

  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蒋原以为共和党的杜威定能当选,并将比政府更积极地援助他,所以公然支持杜威竞选。但是,他押宝押错了。11月初大选揭晓,杜鲁门连任。蒋虽然大失所望,但是立即把求援之手伸向杜鲁门。选举结果刚一公布,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就奉命向马歇尔递交了一封外交部长签署的信,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在军事顾问的名义下直接指挥的军队。

  11月9日,蒋又直接致函杜鲁门,提出上述三点要求。关于要美国派人指挥军队这一点,连顾维钧都感到意外。因为直到不久以前,蒋介石对军事指挥权是绝对不肯放的,并常常强调“不侵犯主权的原则”。顾认为蒋现在这样提出,足见形势之严重。

  11月12日,杜鲁门复信,实质上拒绝了蒋的三点要求,表示已答应的援助还将继续,新的没有必要。以后一段时期中,蒋方还通过各种渠道提出求援,其内容基本上以11月9日信中所提三项为主,同时伴以各种详细的“清单”,而美方的答复也基本上按照杜鲁门复信的口径。

  1948年11月28日宋美龄赴美求援,在美国一直住到1950年1月才回台湾。关于宋氏赴美是蒋介石所派,还是她自己一意孤行,当时众说纷纭。

  政府内部对她此行有较多保留,蒋介石对外也作出似乎不十分赞成的姿态。但据蒋的亲信于斌主教向顾维钧透露,蒋对宋赴美之行是极为赞成的,认为她有希望把马歇尔争取过来,因为当时蒋认为马歇尔虽然已在野,但仍是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看来此说比较可靠。蒋介石碰了杜鲁门一个软钉子后,并不罢休。除了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继续提要求外,他先派了孔祥熙作为他自己的特使赴美常驻,专谈援助事,因美方不接受而作罢。派宋美龄赴美,也是他的另一着棋。

  美国方面接待宋是很勉强的。宋自己打长途电话给马歇尔要求访美,马歇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此问题,杜鲁门表示可以让她来,以礼相待。宋遂以私人身份作为马歇尔夫妇的私人客人赴美,住在马歇尔家。

  外交部原来建议宋在华盛顿逗留最多不得超过两星期,美方不少人也认为宋以早日离开马歇尔家为宜,但宋以马歇尔住院开刀,马歇尔夫人需要陪伴为由,住了一个多月。这使蒋政府的外交官们都感到有失体面,却无可奈何。宋氏在美期间,杜鲁门仅礼节性地见过她一次。

  马歇尔也很少与她见面。她通过各种渠道,重申蒋提过的三点要求,并无结果。美国国务院就宋氏访美的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驻华外交及军事代表一直不断地将情况及时报告政府,言外之意,毋须蒋夫人留在华盛顿。杜鲁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他不知道蒋夫人的计划,并且不准备再见她。杜还通过副国务卿罗维特向宋表示,她此行并不成功,暗示其应早日回国。

  在受到东道国如此冷遇的情况下,宋美龄还在华盛顿滞留下去,是因为她空手回去不好交账,因此多方活动有所获。她周围的谋士们也替她拟了各种方案,但都无结果。她遂于1949年1月间离开华盛顿赴纽约,住在孔祥熙的别墅里,进行“直接向美国舆论呼吁”的活动,也就是“院外游说活动”。

  把政权改造得“开明”一些,使受过美国式教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起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这是美国一贯的想法。

  1947年马歇尔离华发表的最后声明中就曾提出:“对于时局之挽救,系于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和在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但正是由于美国的援蒋政策,使少数党以及其他中间民主人士无法发挥作用,最后被分化,受迫害,例如最大的派民主同盟就被宣布为非法。到1948年下半年,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已倾向于拥护,或至少不,极少数留在蒋政府内,只起摆设作用,毫无实权。

  美国过去所设想的“开明”政府都还是“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而此时却开始考虑物色人选以取代蒋;过去所要的自由主义分子,并不一定,甚至是与国共都能合作的人士,而此时美国所要的却是能比蒋介石更有效地的人物,而且主要在内物色。

  蒋介石此时则对内的异己力量更为敏感,特别是美国所属意的人物,蒋必欲去之,这几乎已成为规律。吴国桢、孙立人的下场是最典型的例子。蒋介石为换取美援打内战,出让了不少主权,唯独对人事权决不放松,最终使美国在人事上的企图无法实现。

  美国对李宗仁的态度的前后变化颇能说明问题。李宗仁原来是美国人认为有希望的的“开明派”,并且有一定实力。

  1948年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和高压,参加副总统竞选,并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很高兴,认为李是公认的“建设性改革的象征”。他们指望李也许可以成为在政府内团结“改革派”的核心,一方面促蒋进行改革,一方面阻止一些对蒋不满的中间人士转向。

  马歇尔于蒋、李就职典礼之际特意发表了一项事先精心措辞的声明,目的是表示美国支持选举结果(也就是支持李宗仁),要蒋与李合作,并巧妙地把这一点与美国刚通过的“援华计划”联系起来。司徒雷登还单独与蒋介石长谈,竭力劝蒋与李合作,进行改革。当时美国支持李宗仁的态度是明显的。美国还一度对李济深在香港发起的“革命委员会”抱有希望。

  曾有过设想:在蒋介石统治不下去时,支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组成新的政府,以挽救政权。

  1948年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共和党攻击的目标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在竞选演说中宣称他主张实行“两洋政策”,改变“忽视”中国的做法,将增加对政府的援助,派军事顾问团,等等。当时杜威当选的呼声很高,民意测验对他有利。所以蒋介石把宝押在杜威身上。

  为共和党竞选捐款已是公开的秘密。据陈之迈向顾维钧的报告透露,他与杜威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保持密切联系,已经了解到该小组人士主张大力以军事援蒋把“赶出华北和东北”;国务卿将由杜勒斯出任,驻华大使可能以另一亲蒋人士蒲立德取代司徒雷登,等等。

  美方还要求方面就具体方案、人选等提出意见。蒋介石派陈立夫访美,名义是参加在美举行的“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和学习“美国民主制度”,实际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陈立夫在美国除见了一系列共和党重要议员外,还向共和党候选人杜威面交了蒋介石的信。陈在见范登堡的谈话中,话题已经是美国“新政府”可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了。

  陈立夫于11月初美国大选投票前夕回到上海,向《新闻天地》发表谈话称,“杜威之当选总统几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之办法”。当时美国新闻界纷纷报道南京方面期望杜威当选之情溢于言表,以致顾维钧连忙发回电报,建议政界人士最好对美国大选不要表态,否则得罪当前的政府,更无助于得到援助。但是直到195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孔氏家族还在暗中资助共和党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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